惲文捷 || 中亞知識體系建構與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
作者簡介：惲文捷，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一帶一路研究》執行主編，博士
晚清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向地理學、邊政學和邊疆學轉型的重要時期。其中，西北史地學的興起、發展和演變在推動轉型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有學者認為，導致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學術轉型的要因有二：其一為邊疆危機推動道咸學術從乾嘉考據向經世實學、再向近代地理學轉型；其二為19世紀歐洲地理學知識輸入之促動。如鄒振環和郭雙林所說，晚清西學東漸促成了中國傳統觀念的變異與學術轉型。當時，東方學和地理學研究在歐洲正盛，其觀念、術語、方法和理論隨列強侵略實踐進入中國，開始衝擊傳統學術的天下觀與方法論，迫使晚清學人必須正視、學習和應對之。
與明清之際來華天主教傳教士主要從事文化交流工作有所不同，晚清西學輸入乃由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動，學術服務於政治、經濟和軍事擴張的傾向更加明顯，這充分表現在“中亞（中央亞細亞）”知識體系建構上。從19世紀初起，英俄等國的殖民擴張開始深入亞歐大陸中心地帶。各國先後組建東方學會和地理學會以加強探查亞洲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世界霸權的爭奪。19世紀歐洲的“中亞研究”上承18世紀東方學和中國學，下啟美國的“亞洲內陸”（Inner Asia）研究，對中國西北史地研究轉型曾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也留下諸多問題，對西方社會中國觀的塑造和我國西北邊疆安全造成深遠影響。
因此，深入探究19世紀歐洲中亞知識體系建構對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影響成為必要。無論是道咸經世實學影響下的西北史地研究，還是同光宣三朝近代地理學（包括自然和人文地理學）與邊疆、邊政學在中國的奠基，以魏源、徐繼畬、鄒代鈞和張相文等為代表的晚清學人在學習、移譯、應用、宣傳和推廣西方近代地理學、東方學和漢學知識之時，一些重要問題——他們在吸收和運用歐洲地圖學、地理學和東方學觀念、術語、理論和研究方法時對西學裡的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之認識、鑒別與揚棄；他們以近代歐洲學術和政治視角來重構中國自我認知和世界觀的方法與問題；以及他們將中國傳統天下觀與近代西方世界觀進行融合時發生的思想衝突和理論割裂等——均需加以探討和反思，以期對一些在西方學界流行的、關乎中國西北邊疆的錯誤認識正本清源，從而促進符合中國學術傳統與國家利益的邊疆研究的發展。
二、西學東漸與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困局
（一）19世紀歐洲的“中亞”知識體系建構
“中亞”概念產生於19世紀初，正值俄英分別從里海西北、西西伯利亞和印度東部向哈薩克各玉茲、希瓦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阿富汗、印度西北諸土邦以及中國的新疆、蒙古和西藏加速擴張的發端期。當時，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界有關上述地區的以“斯基泰”（Scythae）和“韃而靼”（Tartaria，艾儒略《職方外紀》譯名）為標誌性術語的知識積累嚴重不足。為了解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理學和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記述之錯漏，英國蘇格蘭歷史和地圖學家約翰·平可頓（John Pinkerton）首先在1807年出版的《現代地理》第二卷“亞洲”（Asia）裡根據新獲信息提出了“Central Asia”之概念，用以更為準確地指代當時被歐洲稱為“Tartary”的北至西伯利亞、西到里海、南接“Tibet”和“China”、東達“Manchuria”的廣袤地域。其後，法國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在20年代參考俄國駐北京使團報告提出了“大中亞”（Asie Centrale）概念，將其定義為從頓河到太平洋之間，被烏拉爾山脈、高加索山脈、里海、烏滸河、興都庫什山、喜馬拉雅山、中國內地、長白山、興安嶺、貝加爾湖、薩彥斯克、阿爾泰山和額爾齊斯河包圍的地域。1843年，德國地理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根據中亞周邊特質山脈及其內部水文系統的分佈，將“Zentralasie”定位為一個以天山和昆侖山為中心的，位於東經62度到119度、北緯27度到52度之間的長方形自然地理單元，範圍西起里海，東達興安嶺；北自阿爾泰山，南抵喜馬拉雅。“中亞”遂逐漸取代“韃而靼”成為歐洲地理和東方學著作統合指稱上述地區的術語。
至19世紀後期，俄羅斯帝國吞併中亞汗國，通過條約和劃界霸佔中國大片領土，在中亞汗國疆域的基礎上設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區（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其轄地遂被俄國學界稱為“中亞”（Средней Азии）。俄國人還相應提出下一個作為征服對象的地理概念：“內陸亞洲”（Внутренней Азии），特指“俄屬中亞”以東中國境內的蒙古、圖瓦和新疆地區。其後，英美學者根據俄國說法將俄國控制的中亞地區稱為“Russian Central Asia”，把中國境內的中亞地區稱為“Chinese Central Asia”。俄國學界則對英法的中亞概念以音譯名詞“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代之。
歐洲的“中亞”知識體系於是在英俄兩國的中亞霸權爭奪中建構起來。19和20世紀，英俄兩國的“地理學會”和“亞洲學會”等機構多次組織專家學者對中亞地區進行調查和科考，利用歐洲科技進步帶來的繪圖學、統計學、地理學、社會學、民族志和人類學等新方法對中亞的自然地理、種族構成、宗教信仰、語言類型、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進行全面研究。其研究成果通過報告、檔案、報紙、學刊和專著等形式在西方學界廣泛傳播。19世紀歐洲中亞學者取得的進步大致集中在以下領域：
（1）大幅完善中亞地理信息的蒐集、整理和地圖測繪。這是19世紀俄英東方學者致力最大之處。他們突破了此前依賴漢文和突厥、波斯文地理志以認識中亞的局限，通過近百次相當規模的實地考察，行程數十萬公里，測繪建構起對中亞自然和人文地理的系統而精確的認知，確定了中亞所有主要山脈、河系和湖區的地理坐標，使中亞從西方學界的“未踏勘之地”和“知識匱乏區”變成現代學術的深度研究區，誕生了瓦里漢諾夫（Ч.Ч. Валиханов）、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П. П.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普爾熱瓦爾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包羅傑（Demetrius C. Boulger）、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許多傑出的中亞研究者，促生了俄國軍事考察團和英屬印度專業從事中亞探查測繪的“龐迪特”（Pundit）等研究團體，形成了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的研究方法，為俄英在中亞開展全面社會經濟研究奠定了基礎。
（2）設立專門機構系統調查中亞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掌握人口結構、生產水平和貿易狀況等信息，以便征服和治理。1819年，俄國外交部建立專門致力於探索和征服東方的“亞洲司”（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1827年後，俄國政府把“軍事科學委員會”（Военно-Ученый Комитет）加入改組後的俄軍“總參謀部”（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軍事科學委員會”秉承“沒有知識就無法控制”之信念，將軍事科學的功能從戰略研究擴展到綜合調查分析與某個戰區相關的財政、領土、資源、人口、社會結構、政治組織、武裝部隊和軍事機構等信息情報的“軍事統計學”。183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編輯“俄羅斯帝國軍事統計調查”（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叢書，蒐集俄國各省區相關數據以供總參謀部進行軍事規劃。隨著俄國的中亞擴張，其調查統計內容被拓展到新征服區域。1863年，俄軍總參謀部亦建立亞洲司。這些都促進了以軍事、經濟、政治和社會調查統計為核心的俄羅斯“軍事東方學”（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的誕生和發展。同樣，英屬印度政府亦大力資助皇家地理學會、亞洲學會以及“印度測繪項目”（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的專家團隊開展對中亞的探查和統計，並蒐集、整理和翻譯俄國有關中亞的新出文獻，以維護英屬印度的北部邊疆安全，並與俄羅斯在中亞爭雄。
（3）在中亞進行宗教、種族和民族識別，研究當地政教習俗以建立統治體系。如同英屬印度用歐洲的“印度人”（Hindus）和“穆斯林”等概念來認識和區分南亞社會那樣，突厥斯坦總督區建立後，俄國殖民者也用民族識別來拆分原哈薩克三玉茲、浩罕、布哈拉和希瓦汗國的部族社會，構建出符合俄國“分而治之”政策的“突厥人”（Турки）、“韃靼人（Татары），以及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Киргизы）、烏茲別克人（Узбеки）、土庫曼人（Туркмены）、塔吉克人（Таджики）和薩爾特人（Сарты）等現代民族身份，並以行政手段強化其身份認同。這種建築在歐洲人類學和民族學調查結論基礎之上，根據歐洲人種、地理、語言和習俗等標準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切斷了後蒙古帝國時代中亞的政教傳統，破壞了中亞政教精英得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為俄國對中亞社會的殖民改造進行了必要準備。
（4）進行制度考察和治術研究，對中亞被征服民族開展旨在鞏固殖民統治和移風易俗的文化改造和歷史書寫。以突厥斯坦首任總督考夫曼（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фон-Кауфман）為代表的俄國中亞統治精英，在西方現代文明和理性主義信念的驅動下，相信繁榮的貿易、俄羅斯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會逐步改變中亞人民的習俗和觀念，逐步“斯拉夫化”。其方法是：先建立對中亞文明的“理解”，再將其改造，並將俄國人“改造”後的“進步”的中亞展現給國際社會，以加強俄國中亞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俄國的中亞統治者們大力支持學者對中亞開展語言學、考古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生物學和宗教學研究，建設博物館、圖書館、天文台和水文站，組建學術社團並創辦學刊。考夫曼還特別任命了一批具有專長的學者擔任突厥斯坦相關行政職務。他們特別重視對中亞的歷史書寫，在中亞大力推行俄式現代教育，鼓勵工商業、開辦報紙、印刷書籍，普及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以便向中亞和國際社會展現俄國文化的先進性和優越性。1872年，考夫曼下令讓布加耶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огаевский）和捷連季耶夫（Михаил Африканович Терентьев）等東方學家編輯出版《突厥斯坦影像集（T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Альбом）》，嘗試向西方世界展現俄國“東方學”視野裡的中亞影像。俄國人在中亞建立的俄式本土學校則為中亞社會培養了第一批受到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並逐漸發展成研究中亞文化的專業機構。中亞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象遂借俄英及中亞俄羅斯化學者和藝術家之手呈獻於歐美，塑造了西方社會對現代中亞的基本認知。
（5）構建“陸權說”等地緣政治理論和“文明征服說”等殖民理論。英俄兩國的戰略家在爭奪中亞的過程中，建立了維護各自亞洲利益乃至全球霸權的地緣政治理論和殖民理論。其中，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陸權說”、戈爾恰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чаков）的“安全擴張論”和考夫曼的“文明征服論”，是英俄政界和學界在維護英屬印度安全和鞏固俄屬中亞殖民統治實踐中提出的代表性理論，對西方的全球霸權理論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總之，從學術史角度看，19世紀歐洲學界的“中亞”知識體系建構對其傳統東方學和漢學研究存在繼承和改變兩個層面：其繼承者，主要是基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東方認知及其價值判斷，這是建立在托勒密地理學基礎之上的西方世界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改變者，則多來自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動的東方知識的系統化、科學化和實用化。這突破了19世紀前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教會和學院派傳統。英俄地理學會和東方學會相當數量的研究直接服務於對中亞的軍事征服、政治控制和商業拓展，其研究兼具學術性和實用價值，普遍為多學科和跨學科。參與者通常也擁有官員、軍人或商人等多重身份，其研究成果往往先應用於開疆拓土、攻城略地、條約簽訂、邊界劃分、民族識別、貿易促進和鞏固統治等方面，其後再結集出版，供學界參考。因此，19世紀英俄學界中亞研究的名詞、術語系統和理論的建構、地圖繪製、宗教民族識別及其歷史敘述等，都與殖民征服和霸權擴張活動有密切關係。
不僅如此，在歐洲學者構建中亞知識體系時，一些來華歐美人士為了改變中國，乘晚清西學東漸之機將東方學中亞研究的術語、觀念和理論翻譯介紹給中國學界，以期推動晚清學人的思想變革。這既拓寬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和世界觀，又在促生的學術轉型中製造了不少困局。
（二）歐洲中亞知識輸入及其對中國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促動
明末清初，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s Alen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白晉（Joachim Bouvet）等傳教士通過繪製中文世界地圖、出版地學書籍或參與採用三角測量法的清朝地圖測繪和編纂等工作，將基於“托勒密地理學”的世界觀和亞洲觀紹介到中國學界，並把中國最新地理情報和社會信息報告給歐洲相關機構。在拓展歐洲東方學的中國知識時，他們尚能保持平等心態，尊重中國的國家觀念和世界認知，嘗試匯通中西知識。
與當前某些學者對“中國”和“天下”的解構相反，清政府和學界一直有較為明確的“國家觀”與“天下觀”，並通過不斷修訂的史志著作加以表達。有清一代，雖然國家版圖不斷變化，各朝編纂的《一統志》、《通志》和《會典》則展現了清晰的中國觀和世界觀。簡言之，其中國觀乃是由十八行省、盛京統部、藩部和屬國構成的大一統王朝，是華夏正統之傳承；其世界觀則分成意識形態和實際認知兩個層面。意識形態層面，清代朝野普遍繼承了“天圓地方”和“天子守在四夷”的傳統觀念。這體現在宣揚國威、突出“中國”中心觀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等地圖中；實際認知方面，清廷和部分輿地學者可從來華歐洲傳教士所繪地圖及其後不斷修正的中文世界地圖，尤其是清廷三大實測地圖《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以及相關著作中獲取較為準確的有關中國、亞洲和世界的地理信息，建立對國際格局的基本理解。然而，上述文獻多藏於內府私宅，僅用於清廷決策和少數學者研究，沒有通過大量印刷在民間廣泛流傳。因此，社會影響力有限。
與通過海路建立聯絡的西歐諸國不同，西域和印度在中國的地理認知傳統中向來具有重要地位。清朝西北用兵頻繁，積累有大量方略、地圖、方志和筆記資料，再參以歷朝塞防文獻和乾嘉考證學方法，有清西北史地研究遂有其學術體系和學者群體，並誕生了《西域圖志》和《西域同文志》等按照中國傳統學術範式編著的專門描述和研究“西域—新疆”的綜合性著作。但是，道咸之前，清廷多以滿蒙勳貴處理西北軍政和藩部事務，滿漢畛域分明，遂使學者多側重史地考證而輕政經研究。直到受浩罕汗國支持的張格爾叛亂結束了乾隆平定準噶爾、擒殺大小和卓後新疆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西北史地研究遂有了解外部世界和向經世實學轉型的需求。
這為歐洲“中亞研究”的輸入創造了條件。當時，英俄已開始向中亞擴張。俄國駐京佈道團、在粵英美商人尤其是來華新教傳教士們大力蒐集中國的西北戰報，以便研判情勢。一方面，他們看到中國學者有了解世界的意願；另一方面，為了改變清朝士大夫“天朝大國”的心態以方便其在華開展政治、經濟、商業和文化活動，他們也有向中國社會輸入歐洲世界觀及其行事規則的現實需要。於是，先有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禕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後有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傅蘭雅（John Fry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致力於將歐美的“世界地理”和“萬國公法”等翻譯介紹到中國，遂使正處於構建之中的歐洲“中亞知識”傳播而來。
與利瑪竇等天主教傳教士紹介西學時參考中國典籍、能夠較為平衡的融合中西地理觀念和世界觀不同，以慕維廉為代表的19世紀歐美來華西人受到殖民主義和通商傳教的利益驅動，在文化交流方面秉承著更強的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文化優越論。因此，在瑪吉士、慕維廉和禕理哲等以中文譯寫的《地球總論》、《地理全志》和《地球說略》等地理著作裡，他們堅持用歐洲的民族觀、國家觀和亞洲地域觀來描述中國和西域，從而與我國傳統地理觀念發生衝突。
更為重要的是，在將歐洲有關亞洲的關鍵術語翻譯成中文時，部分學者有意套用中國已有地理名詞，卻在上下文語境裡改變其內涵，使其轉而表述歐洲觀念。如葡萄牙人瑪吉士在《新釋地理備考》（1847）的“地球總論”一章裡，使用中文地名來指代歐洲東方學的亞洲語言分類，說亞洲的15種通用語言有：回回、亞拉鼻亞（天方）、伯爾西亞、回黑、中華、滿洲、蒙古、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越南、阿瓦、印度、西藏。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慕維廉則在《地理全志》（1854）裡使用改變了內涵的中文地理術語來翻譯傳播當時歐洲東方學和地理學的中國觀和亞洲觀：他用“中華一統”來翻譯英文地圖中的“Chinese Empire”；以“中華”翻譯“China”，以“滿洲”翻譯“Manchuria”，以“蒙古”翻譯“Mongolia”，以“西藏”翻譯“Tibet”，以“新疆”和“東達爾給斯丹”翻譯“Eastern Turkestan”，以“西域回部”和“西爾給斯丹”翻譯“Western Turkestan”。在“亞西亞州全志”一節中，慕維廉說：“欲知本洲之風，當觀以下各國之志：洲內國之大小不一，曰：中華、滿洲、蒙古、新疆、西藏、高麗、日本、琉球、安南、暹羅、南掌、緬甸、馬來、布魯克、廓爾喀、印度、錫蘭、俾路芝、阿富汗、波斯、西域、俄羅斯屬地、土耳其屬地、亞臘伯至大英、法蘭西、葡萄牙、荷蘭等國兼攝之地。”美國長老會牧師禕理哲也在其《地球說略》（1848、1856）裡寫道：“論（亞細亞）人民，洲內之大，中國與天竺國較為繁盛，他國次之。蒙古、滿洲、西比利亞等國，略見稀少。……統計洲內國數，大清國其內有大中國、蒙古、滿洲、朝鮮、西藏等國，又有安南、暹羅、阿瓦國、天竺國、皮路直坦國、……、西比利亞國、日本國等。”
雖然慕維廉和禕理哲等人參考了利瑪竇、艾儒略和南懷仁以“大明一統”或“大清一統”來翻譯歐洲術語“Chinese Empire”的做法，並採用新的地理名詞表述《職方外紀》裡的“韃而靼”概念，但其文中所用“中華、滿洲、蒙古、西藏、新疆、西域和回部”等術語均非清朝典籍裡的中文原意，而是所譯歐洲地理學著作裡有關亞洲的拉丁名詞所表述之概念。中西地理名詞含義雖相近，意思卻並不相同，政治內涵更有巨大差別。蓋因19世紀歐洲地理術語裡體現的“民族國家觀”在中國並不適用，這就造成了他們以語言來劃分亞洲的民族和國家，甚至出現受歐洲的“國族觀念”（Nationalism）影響而將中國（中華）、滿洲、蒙古、西藏、新疆和朝鮮等並稱為“國”的基本錯誤。美國漢學家衛三畏看出了這個問題，在其英文《中國總論》（1848）裡強調，中國人自己按照治理方式不同將國家分成十八省、滿洲和藩部（Colonial Possession，含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然而，他故意沒有列入清朝屬國，也沒有對歐美的中亞觀和中國觀予以批評。
慕維廉和禕理哲並非不知清朝版圖劃分及其政治制度。他們對歐洲亞洲觀的執著實受“西方文明優越論”之影響，認為西學“獨得正宗”，並欲以之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慕維廉說：“夫地圖志載，中國言之詳矣。惟所講者，不過山川形勢、風土人情而已。而言地理者，以為天下惟中國有之，外此皆不足論。究之地理之說，卒未能明。西洋之講地理，乃為獨得正宗。今來通商傳教，廣喻斯人。中華為天下之一隅。”他相信由“地文學、地質學和地政學”構成的歐洲近代地理學在研究論題的新穎性、研究對象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知識積累的系統性和研究成果的實用性方面均超越中國史地研究，故欲取而代之。至19世紀中後期，隨著歐洲科技進步和對中國殖民活動的展開，運用歐洲東方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英俄外交官和學者們在有關中亞的對華交涉中步步緊逼並屢屢逞其所欲。西方學界對中國西北史地研究的漠視乃至蔑視程度亦隨之加深。
反之，西學輸入對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兩次轉型均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第一次轉型，即道咸西北史地學由此前祁韻士和徐松側重考據向龔自珍、張穆、何秋濤和魏源等側重經世致用的西北邊防與邊疆治理研究的轉變中，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與何秋濤為代表的一批官員學者開始著意參考當時西人輸入的世界地理信息，用以拓展中國學界的世界觀。其中，林則徐編纂《四洲志》時請梁進德節譯了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三卷本《世界地理大全》（1837）部分內容；魏源參考了瑪吉士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編譯的世界地理著作；徐繼畬則參考了雅裨理（David Abeel）、李太郭（C. T. Lay）和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等人提供的歐美地圖冊和當時西人編譯的中文世界地理著作。他們遂得以將歐洲的中亞研究與中國的西北史地和清朝的塞防理論相聯結，開始從歐洲條約體制角度思考國家版圖、疆界、主權、民族、歷史和國際關係等問題。
第二次轉型是洋務運動和列強侵略中國所推動的晚清史地學者學習西方製圖技術、地理學理論、地理學會組織系統和學刊編纂模式，為中國現代地理學和邊疆、邊政學奠定基礎。“中亞細亞”這個歐洲術語正是在俄國吞併中亞汗國、入侵新疆之後的中俄交涉中被中國學者們重視、引介和使用的。19世紀80年代，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蔡錫齡和總理衙門外國遊歷員繆祐孫在閱覽俄英中亞博弈文獻後，分別撰寫《中亞細亞圖說略》和《取中亞細亞始末記》等文，簡要介紹了俄國征服中亞的過程與中英俄三國在中亞鼎立的地緣政治形勢。當時，他們對“中亞細亞”的界定並不準確，大致以原浩罕、布哈拉和希瓦汗國疆域為主，亦受克拉普羅特和洪堡主張的“大中亞”概念影響。90年代，以鄒代鈞為代表的“譯印西文地圖公會”（後改為輿地學會）學者們使用和改進了“測經緯度法”、“三角測繪法”、“比例尺法”、“銅版雕刻彩印法”和“地圖圖例法”等技術，用以譯印歐美的中國和世界地圖，同時傳播了歐洲的地理術語和概念，其中即有1897年出版的《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圖（亞洲北段圖）》。以張相文為代表的“中國地學會”學者則更加傾慕日本和歐美的現代地理學，遂以西學為體，全盤接受其觀念和方法，重視地理調查和實地考察，出版《地學雜誌》並印製地圖。歐洲學者建構的中亞知識體系遂逐步融入其學術研究之中。
與第一次轉型不同，鄒代鈞和張相文等學者跳出了乾嘉考據學的約束。他們有參與對外交涉或學習西學的經歷，對歐洲地理學和東方學的了解深於前輩。更進一步，在他們生活的時代，中西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中國深陷邊疆危機。這迫使他們必須全面研究西方關於亞洲的地理學和東方學成果，遂使其國際觀念加強而中國中心主義減弱，在接受歐人術語、觀念和理論方面尺度更大。這不僅推動了西北史地研究的進一步變革，也為中國學者的學術建設製造了困局。
（三）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困局
無論是道咸還是光宣時期的史地學者，他們參引歐洲地理學和東方學知識時，必然要面對其背後作為支撐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世界觀。這在學習相對客觀的近代測繪技術和自然地理學時尚好，但在引入歐洲的人文地理尤其是政治地理概念時，必然會與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國家觀和學術理念發生衝突。引介西學概念之時應如何銜接兩種文明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鴻溝？在以西學豐富作為實學的中國史地研究之時如何避免落入其窠臼以實現維護國家利益之目的？此類問題均曾困擾相關學者。這種困局在西北史地研究的兩次轉型之中亦有相應體現。
從林則徐編纂《四洲志》、魏源編寫《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編寫《瀛寰志略》時起，他們利用歐美傳教士和學者提供的世界地理資料時便必須有所取捨。《四洲志》並沒有將慕瑞著作裡關於中國的章節譯介，更沒有參引其1836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國史志》。《瀛寰志略》所載地球總圖《地球平圓全圖》採用了歐洲東方學概念，在地圖裡把“中國、滿洲、蒙古和西藏”並注。但在“亞細亞”部分，則將《皇清一統輿地圖》和《亞細亞圖》並列，兩圖輪廓採用歐式，而內部地域標識則採用較為準確的清朝行省和藩部建置。《海國圖志》儘管刊入了艾儒略《職方外紀》和郭實臘（August Gützlaff）1838年編譯的《萬國地理全圖集》相關內容，從而引入歐美的“China”（譯為中國）及其對應的“Tartary”（譯為韃靼）等概念，以及傳教士翻譯家根據東方學概念更改的“中國”、“滿洲”、“蒙古”、“西藏”和“西域”等中文名詞，但編纂《聖武記》的魏源對中國西北史地頗為了解，知道在西學著作中上述譯名涵義發生異變，因此，在《地球正背面全圖》和《亞細亞洲全圖》裡直接採用清朝行政建置，並沒有納入西方有關中國的各種概念。更進一步，魏源試圖把中國傳統史地學尤其是疆域沿革考證的研究方法與西方傳來的世界知識進行融合，於是出現按時間線對世界各地國名、地名和疆域演變的闡述，使其著作具備了歷史深度。從魏源和徐繼畬對中西世界觀和學術差異的處理方式看，他們嘗試把中西有關中國、西域和中亞的術語和概念以並置方式呈現給讀者，讓讀者自行體味其中異同。不過，他們並不能解釋中西術語概念差異的緣由並予以必要的解析和評價。
魏源和徐繼畬的上述做法為晚清史地後學樹立了榜樣。其中，在“輿地學會”1903年刊行的《中外輿地全圖》裡，《坤輿東半球》圖和採用“圓柱投影法”繪製的世界《大地平方全圖》“亞細亞”部分，受到所參考的西方和日本地圖影響，使用了歐洲的“中國本部”（即由China演變成的China Proper的中文翻譯）、“滿洲”、“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和“中亞細亞”等術語；而在採用“圓錐投影法”繪製的《亞細亞》和《皇朝一統圖》裡，則以“大清國”和中國各地的傳統政區和地名標注，部分延續了《乾隆十三排圖》以降的中國地圖繪製傳統，但仍出現“新疆”（意指天山北路）和“東土耳其斯坦”（意指天山南路）兩詞並用的問題。上述矛盾說明，鄒代鈞和“輿地學會”在譯印西方亞洲地圖時，並沒有對中西地名內涵之差異予以足夠審慎之檢討，遂造成地名系統的混淆及其世界觀和中國觀表述之錯亂。
之所以出現該問題，乃因晚清史地研究第二次轉型時中國學者們多重視吸收西方最新世界知識以及更為精確和系統的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學理上中國地學會認為舊學不足用，新學又處幼稚階段，只能據諸外人”。部分學者有欲以西方地理學全盤取代中國史地研究之傾向，因此對如何用西學弘揚中國史地研究傳統的研討深度不足，使本來存在中西價值觀、方法論和實踐目標差異的“人文地理”範疇內的政治地理和邊疆、邊政學建設出現“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的方法論之爭。最終結果是新一代學者們對西學的模仿居多，切中肯綮的反思、剖析、揚棄和改造有所不足。這也影響了他們理解和研討西學的深度，使“中國地學會”招致“凡外人之所述者則復見無節，外人所未述者則陋略弗詳”之批評。
晚清史地學者在對西學尤其是涉及中國政治地理重要概念及其背後的思想觀念進行取捨以使其符合中國學術傳統和國家利益時，陷入吸收與揚棄之困局，實有其學理根源，需要深度研討。
三、困局背後的理論問題
晚清學者在兩次學術轉型期間處理中西史地知識體系差異時出現錯亂，實因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均有各自成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些觀念又受到各自成體系的學術話語和學理支持。兩者的實踐目標亦不相同。因此，將中西兩種觀念和術語體系並列而不加檢討地呈現給國人，並不能解決中國社會對世界的認知問題，反而容易造成誤讀、歧見和知識結構斷裂。就19世紀歐洲地理學和東方學的中亞知識建構而言，固然學者們打著理性和科學的旗號推進了西方有關中亞地區自然地理知識的積累，且在人文地理和社會調查方面有諸多成果和發現，但作為以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擴張為主要推動力的知識建構，其認知的最終目的卻是促進西方對亞洲內陸和中國西北地區的侵略、征服和殖民。這與中國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術使命構成根本矛盾，盲目輸入和套用西學必然會陷入困境。其主要表現如下：
首先，中亞知識體系建構在基本觀念上繼承了托勒密地理學對“亞洲”中東部的認知框架，即北高海（Mare Hircanm，里海）以東、被意貌山（Imaum）分隔的“內外斯基泰”（Scythia Intra / Extra Imaum Montem）與“絲國”（Serica Regio）並立的二元認知，以及17和18世紀歐洲學界將廣義的“Tartaria”與“China”對立起來的亞洲觀。因此，西方中亞學家把北高海到意貌山之間的“內斯基泰”同南方藥殺水（Jaxartae，錫爾河）與烏滸水（Oxus，阿姆河）流域之間的“河中地”（Transoxiana）作為“中亞”核心區。這與我國的“西域”觀念扞格不入。更甚之，隨著俄英中亞殖民活動加強，兩國學者為合理化侵略行徑，在啟蒙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鼓吹應以西方文明的“理性”和“科學”來戰勝亞洲文明落後、愚昧和野蠻的東方專制主義。此類“文明征服論”賦予19世紀歐洲學者們的中亞知識建構行為以所謂“道德”色彩和使命。其在地理和文明層面的學術特徵決定了西方中亞研究的視角、態度、價值取向和實踐方式，也決定了中國史地研究無法走“全盤西化”之路。中國學者必須對西學予以檢討和揚棄。
其次，術語方面，歷史上歐洲關於中亞和中國的地理名詞來源五花八門、含義多樣且不斷變化，系統性非常差。因此，貫穿19世紀中亞知識建構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將這些術語及其概念確定和規範化，並應用於國際交涉和條約締結之中。因此，近代西方關於民族國家和帝國的術語，以及條約體制裡關於主權和邊界等一系列詞匯被用以描述和指代亞洲相關區域、國家和民族及其相互關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在英俄私分帕米爾，瓦罕走廊成為中英俄三國交匯區後，歐美社會普遍使用的“俄屬中亞”、“英屬印度”及其所界定的“Chinese Empire”。
針對清朝，歐洲構建中亞術語系統的功能之一便是促進英俄在中亞地區用條約體制取代中國的宗藩體制。因此，該術語體系並不承認中國的宗藩制度尤其是“大一統”國家觀，而普遍將清朝的“藩屬”翻譯為歐式“Colonial Possession”、“Vassal States”以及後來出現的“Tribute Nations”。西方學者更在歐洲“游牧與農耕”二元對立的敘事語境裡將清朝描述為由從事游牧的滿洲人（the Manchus）征服從事農耕的漢人（the Chinese）後建立的多民族歐式“帝國”。在其認知中，“清帝國”（The Chinese Empire）境內的滿漢蒙藏回（Muslim）等民族擁有各自的語言、領地和文化，具備成為西方所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條件。因此，19世紀歐洲中亞研究的整個政治話語系統傾向於裂解而非承認中國的統一性。“Central Asia”這個詞本身即是從地理角度解構中國的產物之一。這自然與中國西北史地研究的根本目標南轅北轍。
最後，中亞知識體系建構的政治取向源於19世紀歐洲中亞研究關於殖民和帝國主義征服與管治理論建設的需要。無論是俄國外交大臣戈爾恰科夫和東方學家捷連季耶夫關於俄國中亞擴張的“殖民和貿易保護論”，還是英國政要、軍人和學者如羅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榮赫鵬（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和包羅傑等鼓吹前進中亞的“科學邊疆論”和“印度安全論”，乃至麥金德基於英屬印度安全和英帝國全球霸權提出的“世界島”和“心臟地帶論”，以及俄屬中亞和英屬印度管理者們宣揚的“文明征服論”和“民族識別論”等殖民地管治理論，還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等學者提出的“絲綢之路”及其衍生的“歐亞大陸橋”等地緣經濟理論，上述種種有關中亞的理論建設極大豐富了歐洲東方研究的術語、概念和思想，自然也成為晚清和民國學者的學習對象。然而，這些理論的終極目標是擴張西方對亞洲乃至世界的霸權，必將對中國國家利益造成損害。中國學者如果不能從本國立場出發在國際社會對這些理論加以批判和改造，最終會墮入“文化殖民”陷阱。
餘論：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未竟之功
1909年，受歐洲地理學會影響，張相文和張伯苓等創建了“中國地學會”，發行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學刊》和《加爾各答亞洲學會學刊》為榜樣的學術刊物《地學雜誌》。這標誌著現代地理學在中國立足。其後，雖然民國和新中國的邊政、邊疆和歷史地理學家們持續致力於中西學術融合，史地研究學術轉型遺留的許多問題並未得到系統和全面清理。時至今日，一些重大問題依然影響著中國的邊疆穩定和國家安全。擇要而言，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學術轉型的未竟之功有以下數端：
首先，殖民擴張是近代歐美地理學和東方學發展的原動力。其部分術語和理論體系曾服務於各國的擴張和稱霸需要，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色彩。晚清民國一些史地學者移譯和使用西學地政術語與理論時，未深刻辨析其來龍去脈，造成中國學界在沿用這些術語時，對其歷史和政治內涵理解不深，其典型者如“China”和“China Proper”的翻譯和使用。同時，中國學術與歐美東方學兩種學術體系基本術語和概念的差異嚴重妨礙了中國歷史地理學和邊疆、邊政學界與歐美和世界上以歐洲語言作為學術語言的學者們的交流。在中國學者使用“China”和“Tibet”等英文術語表達“中國”和“西藏”觀念時，因學術背景差異，域外學者得到的信息往往有所不同。這絕不是翻譯層面的問題，其根源在於兩種學術話語系統嚴重缺乏平等交流與相互影響。或者說，是自晚清以來中國學界多重視輸入和借鑒歐洲學術，疏於向外界介紹和傳播中國學術觀念、思想和理論的結果。這種中外學術交流不平等和不均衡的狀況至今猶存，並體現在中外有關中國邊疆問題的爭議方面。
其次，晚清以降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領域對歐美東方學和地理學相關概念和理論的批判不足。這極大限制了中國學界的國際學術話語權。歐美對中國的認知史漫長而曲折，其研究雖有不乏客觀、公正與深刻之處，也積累了諸多謬誤、成見與惡意。部分西方學者出於各種目的，對這些謬誤、成見和惡意加以利用，致力於編織各種謬論以便在西方社會妖魔化中國，而非傳播對中國客觀準確的知識。對此，雖然在反侵略戰爭和“反殖民主義”鬥爭裡，中國政府和學界從意識形態層面曾加以批判，但在學術層面開展的對近代東方學和地理學相關問題的自發而系統的學術糾偏仍然欠缺。這不僅導致一些歐美東方學家和中國學家在國際舞臺上長期佔據著詮釋中國的中心位置，更造成部分中國學者對歐美學術理論的跟風和追捧。當前，美國學界流行的“亞洲內陸研究”（Inner Asian Studies）即繼承了歐洲東方學割裂中國、將“Inner Asia”與“China”對立起來的成見。“新清史”部分學者和美國“印太戰略”的鼓吹者們更通過利用和放大這種對立關係，企圖用西方歷史研究和地緣政治理論來解構大一統中國觀。這一現象已得到中國學界的注意和反思。
最後，從晚清開始，中國學術的“拿來主義”造成部分學者對西方學界“二手知識”的過度依賴。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和社會科學具有較強的價值色彩、適用性和社會文化特徵。歐美對世界的認知及其建立的世界知識體系不可避免會基於“西方中心論”，正如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是基於“中國中心主義”。自晚清以來，我國學界的世界知識多來自對西學的借鑒和吸收，從自身立場和學術傳統出發建構中國的世界知識體系則有較大欠缺。與歐美不同，近代中國沒有經歷過“殖民擴張”，沒有西方的“殖民主義”，沒有英法俄等國在全世界各個地區的“殖民統治”經驗，自然也沒有歐洲東方學和地理學在殖民擴張和統治中總結的知識與理論。這些知識與理論卻正是構成歐美社會世界認知及其解釋體系的基礎。它們雖對中國了解近代世界起到過促進作用，但畢竟是西方人按照其自身信仰、需要和文化結構建立的知識體系。中國作為文明古國，一直有自己認知和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晚清以降的西學東漸，一度使“西化”和批判傳統成為中國學界重視引進和模仿、輕視身體力行獲取直接知識並建立闡釋理論的托詞。但正如個人對所處環境的認知不能憑藉他人的慧眼和頭腦那樣，世界之於中國、中國之於世界，終究需要中國人通過親身實踐和一點一滴的知識積累來構建現代中國的世界觀和世界的現代中國觀。這是“拿來主義”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晚清中國衰落帶來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術轉型。中國復興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對世界知識的需求將會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和邊疆、邊政學帶來又一次學術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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